如果只是單純地進行部分產業和企業的轉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從長遠來看，京津冀的頂層設計應該是一個全方位的合作，它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概念。
一位參與制定京津冀一體化規劃的專家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京津等地學界對某些規劃重點已經達成共識，但與官方的意見卻并不一致。
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區域經濟體之一，京津冀一體化的巨大示范作用不言而喻，其意義并不亞于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兩會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時強調，要努力實現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自覺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抱成團朝著頂層設計的目標一起做。
正在召開的兩會上，京津冀協同發展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然而，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京津冀一體化雖然前景美好，但仍須突破行政分割、技術轉移等一系列的障礙。
各自為政是阻礙
2014年年初，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14.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5.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高達802.7萬人。
目前，北京市總面積為16410.54平方公里，常年承受超過 2000萬的常住人口早已不堪重負。從早年的缺水到近年的城市擁堵、大氣污染，北京因人口聚集過于密集而爆發的一系列問題不勝枚舉。
相比之下，近在咫尺的天津、河北部分市縣卻始終無法走出北京的“影子”，經濟發展水平始終不盡如人意。
早在2005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就通過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2011年3月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但是“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況卻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首鋼搬離北京、河北曹妃甸工業區的拔地而起，都無法掩蓋長期以來京津冀一體化進展緩慢的現實。阻礙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因素眾多，包括交通體系銜接不夠、區域產業結構趨同、區域發展不平衡、地域文化差異、人口眾多、體制問題等，但最大的阻礙究竟在何處？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海波對記者表示，行政區域本位主義是阻礙京津冀協調一體化發展的最大障礙。
“行政區域劃分的好處是便于各地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但劣勢是各區域間的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因此京津冀各自為政的情況一直沒有得到改變。”劉海波說。
偉德國際1946bv官網管理與經濟學院院長魏一鳴也對記者表示，長期以來，“各自為政”的體制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他指出，從當前的發展形勢看，各地已經不能只注重自己的GDP。
比如在“十二五”規劃中，國家提出能源強度和二氧化碳強度在“十二五”期間分別下降16%和17%的約束性指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各省市都必須完成一定的節能減排任務。
“北京、河北的能源強度需要下降17%，天津的能源強度需要下降18%。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京津冀一體化是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魏一鳴說。
高屋建瓴才能突破
顯然，破除行政分割是推行京津冀一體化必須越過的障礙。
對此，魏一鳴表現得比較樂觀：“我認為，各自為政的問題正在被逐步解決。”
在他看來，此次習近平主席明確提出要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意味著京津冀三省市已經逐步成為“政策共同體”。
“譬如北京與張家口聯合申辦2022年冬奧會，國務院六部委就此已聯合印發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細則》，這些都是京津冀三個行政區域正在改變傳統理念、追求共同利益的體現”，魏一鳴對記者指出。
不過，記者從一位目前正在參與制定京津冀一體化規劃的天津匿名人士處了解到，京津等地學界對某些規劃重點已經達成共識，但是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意見卻并不一致。
對此，劉海波指出：“假如仍然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意志下作規劃，可能最終不會有最優化的方案，必須從行政分割中跳出來。為避免各地僅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應當設置新的、更高層面的規劃機構。”
設立高屋建瓴的規劃機構，并不僅僅只在于破除行政分割。
當前，“遷走北京服裝批發市場”“搬遷北京汽車制造企業”等意見不絕于耳，對于應具體搬遷北京哪些企業，各界都有著自己的看法。
對此劉海波指出，這種只簡單轉移企業的做法是不科學的，“這還是一個追求短期效果與政績的想法，為的是這些企業搬走后，明年北京的環境污染能降低。但長期的發展又會如何？應當從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整體調整的角度做規劃”。
劉海波認為，應當將近期發展和長遠規劃相結合，而這也需要更高層面的機構總體科學規劃。
魏一鳴則指出，從協調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北京應該遷出石油加工業、煉焦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高耗能、高排放產業，著重發展低耗能、低碳產業。
“如果只是單純地進行部分產業和企業的轉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從長遠來看，京津冀的頂層設計應該是一個全方位的合作，它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概念。”魏一鳴說。
技術轉移遇瓶頸
與天津和河北相比，北京的科技創新能力顯然更勝一籌。因此，如何將北京的創新能力轉化為津冀地區的推手，也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的重要議題。
魏一鳴指出，北京在科技創新方面擁有比其他省市更顯著的優勢。比如北京擁有許多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培養了大批高層次人才；以中關村科技園為龍頭的高新技術企業的科技創新實力逐步壯大；眾多國際跨國公司的研發機構在北京落戶等等。
但是，當前北京科研單位向外轉移創新技術成果時，卻往往會遭遇到獲益較低等問題。在劉海波看來，這是影響技術轉移成功與否最根本的問題，“做技術轉移的機構和個人得不到應有的利益回報，怎么可能有積極性？”
由于多年來我國技術轉移在制度上始終無法理順，導致交易成本過高。科技、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但始終沒有找到解決之道。
“技術轉移并不是簡單地購買設備、聘請幾個技術人員，而是需要建立合理的制度與市場環境，促使技術成功地在企業落地生根。”劉海波說。
而魏一鳴則認為，導致技術轉移方收益低的重要原因是研發與實踐脫節，創新技術與實際需求不匹配。
他指出，未來京津冀三地都應該注重科技創新投入，根據自身產業結構特色以及整體產業布局要求，發展相匹配的創新產業，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打造一個良好的渠道。
聲音
偉德國際1946bv官網管理與經濟學院院長魏一鳴：
產業遷出應慎行
北京市產業遷出時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是就業問題。這些產業的遷出會影響一大批人的就業。任何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應該堅持以人為本的重要原則。在產業外遷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正確引導，妥善處理好受影響群眾的就業問題。
其次，生態承載力問題。從北京遷出的產業多是高耗能產業、高排放產業或低端產業。這些產業的轉移將會給津冀地區的生態、環境、水資源等帶來壓力。政府需要作好承載力評估，切不可“清潔了北京，污染了津冀”。
再次，配套設施建設問題。在產業外遷的同時，須將部分教育、醫療衛生、金融等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也遷移出來，改變大城市公共資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別是中小城鎮公共資源嚴重匱乏的失衡局面，以擴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鎮吸引就業的空間。
最后，遵循市場規律。在產業合理布局的進程中，需要政府干預這個“看得見的手”，更需要市場規律這個“看不見的手”。政府要摒棄單純的行政思維，一定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政府的任務是把基礎環境創造好，讓企業選擇。
